在刚刚过去的国际档案日宣传周期间，档案馆的民生服务再“上新”：全国首个跨省域民生档案查询利用平台——京津冀档案共享利用服务平台上线试运行。回望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从筹建档案馆起步，不断发展壮大档案的收藏与利用，如今它已成为服务社会与民生不可或缺的重要帮手。
建馆保藏国家历史财富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档案工作。国家的全部档案，都被看作是国家的历史财富。在旧中国非常薄弱的基础上，党和政府按社会主义原则建立起国家档案制度，筹建档案馆，收集档案资料，为新中国的各项工作服务。
1952年11月，受中共中央委托，中国人民大学在北京创办专修科档案班。1955年，创建历史档案系，标志着新中国档案学高等教育的正式建立。短短数年，就先后培养出近500名档案工作干部，分布在全国各个档案工作岗位上。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逐步建起档案馆、档案室。图为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档案员在整理档案。 冯文冈摄
195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要求国家档案局全面规划，逐步在首都和各省区建立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档案馆。（1956年4月21日《北京日报》1版，《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当年，面积达2.1万平方米的中央档案馆就在首都北郊动工兴建，三年后建成启用。1958年，北京市档案馆建立。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也都建立了档案室。
1956年4月21日，《北京日报》1版
当时档案馆的主要工作是收集整理档案和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科研人员提供查阅。党的档案资料，特别是党中央和省级以上党组织的各种文件及原稿的收集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很多白色恐怖时期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保藏起来的文件，又重回党的机关。1929年前后地下江苏省委和江苏丹阳县委的一些档案资料，坚壁在农村，被一个农民保存下来。新中国成立后，这些珍贵文件被丹阳县委组织部长下乡时发现，交给了中央档案馆筹备处。1926年6月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的原件（这封信曾刊登在“中共五年来之政治主张”这本书上），1956年被上海市从国民党某中央委员的遗物中发现上交。1957年，在沈阳市一个居民座谈会上发现当地有个居民是周恩来总理的中学老师，又间接了解到周总理两个同学，收集到1914年周总理的文稿和照片。（1959年2月11日《北京晚报》4版，《党中央档案资料整理就绪》）
1959年2月11日，《北京晚报》4版
在全国省级档案馆中，北京市档案馆的馆藏名列前茅。当时的市档案馆共有档案15万卷，绝大部分是北平解放时接收保管的民国档案和一些撤销的国家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档案。
对收集到的档案资料，档案馆都要进行整理、鉴定和系统分类。整理出来的档案资料，开始被党的机关使用起来。据统计，上世纪50年代，每天来中央档案馆筹备处查看档案的机关干部和科学研究人员平均有50来人。（1957年11月5日《北京日报》2版，《苏联对我国档案工作帮助巨大》）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档案文件的利用，对政治斗争、经济建设、科学研究和日常机关工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死“档”活用效益巨大
改革开放后，为更好地服务四化建设，我国档案利用制度开启重大改革，档案逐渐向社会开放。（1985年8月26日《北京晚报》1版，《我国各级各类档案馆迅速发展》）
上世纪70年代，为适应生产发展和科学实验的需要，顺义县杨各庄公社齐家务大队科技组的组员们认真观察麦苗的生长情况，建立小麦田间档案。 胡敦志摄
1980年，全国省以上档案馆工作会议明确，档案利用者只要持有机关介绍信证明其身份和使用档案目的，都可以直接到有关档案馆联系利用档案的事宜，经档案馆同意安排后，可以到档案馆阅览、摘引和复制档案材料。（1980年6月8日《北京日报》4版，《中央和各地档案馆将开放历史档案》）市档案馆积极开展档案利用工作，三年共接待3161人次，提供档案10709卷；各区县档案馆共接待6823人次，提供档案25730卷，为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经济建设、企业整顿、机构改革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凭证。（1983年7月8日《北京日报》1版，《重视档案收集整理保管利用》）
1980年6月8日，《北京日报》4版
1988年，《档案法》正式实施，档案向社会开放有了法律保障。此时，北京已有档案馆对外开放，如昌平县档案馆就开展了出具房产、知青婚姻等资料的业务，两年多接待利用档案者2100多人次。（1988年1月3日《北京晚报》1版，《本市各区县都有档案馆》）
1996年，建筑面积1.83万平方米的市档案馆新馆开馆后，很快向社会开放，为人们利用档案提供了更好的条件。（1996年5月5日《北京日报》2版，《市档案馆向社会开放》）
1996年5月5日，《北京日报》2版
档案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既是重大活动的参谋，也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更是帮很多人解决了工作和生活中的难题。
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时，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文艺晚会。当主持人宣布晚会开始时，18个探照灯同时照亮夜空，与五彩缤纷的焰火交织在一起，分外绚丽。这次探照灯的使用，就是根据市档案馆提供的庆典活动档案置办的。
上世纪80年代末，北京安居工程是解决百姓住房难、改善住房条件的重要工程。实施中利用了2500万美元世界银行贷款。当时世行要北京安居股份有限公司出具公司前身之一——北京市建筑工程研究所组建时的批准文件，否则不予贷款。公司派员工苏元镇急火火地到市档案馆求援。在档案馆同志的帮助下，苏元镇很快就找到了所需批文原件，2500万美元贷款因此顺利到位，安居工程得以实施。
1993年9月，中法合营王朝葡萄酒有限公司的葡萄汁制冷温控系统发生故障，如不及时排除，将导致一年的酿酒原料报废，损失6000万元。设备是进口的，但请外国专家来修根本不赶趟儿。这时，档案部门提供了设备的技术档案和图纸，国内专家据此进行分析、研究，终于手到病除，避免了重大损失。
对个人来说，档案的帮助更是雪中送炭。市民侯冲锋（原名侯松陀）1963年在当时的工作单位被评为北京市“五好职工”，但证书、奖章不慎丢失，新工作单位无法认证，为此他心里总是别扭。1996年，他看到《北京日报》刊发的《关于改善和提高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待遇的通知》，便拿着当年盛奖章的破盒子来到市档案馆，希望找回昔日荣誉证明。档案馆的同志放弃休息时间查找了一整天，终于在60年代市级“五好职工”名单中找到了单位和名称都相符的侯松陀。热泪盈眶的老侯连声说：“谢谢，谢谢，太谢谢你们了！”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一位老先生是中国大学毕业的，但他遗失了学历证明，大学也解散了，多年来工作、晋级、涨工资都受影响。后来他得知市档案馆保存着中国大学的全部档案，于是前去找到了毕业证书的存根，档案馆还为他出具了证明材料，多年的难题迎刃而解。
上面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仅1983年至1995年间，到市档案馆查档案的就多达四五万人，档案馆为他们提供了高达20多万卷（册）的档案资料，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1996年4月26日《北京日报》6版，《让档案为现代化服务》）
史料辑书轰动海内外
上世纪90年代，市档案馆发展脚步不断加快，最重头的史料研究也进入了新阶段。过去为本市编写党史、青运史、邮电史等40多种史志提供资料的市档案馆，在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利用馆藏资料整理汇编成《日本侵华罪行实证》一书。这是我国首次系统地公布国民政府调查的日本侵华罪行档案材料，用762件实例揭露日本侵略军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1995年7月5日《北京日报》3版，《〈日本侵华罪行实证〉将出版》）
1995年7月5日，《北京日报》3版
1995年正值抗战胜利50周年，市档案馆利用史料出版《日本侵华罪行实证》，在海内外引起轰动。图为该书及书中结文。
书中记录的这些案件发生在北京、天津、河北地区，有河北高等法院对案件的调查和对罪行人的判决。每个案件由调查表、本人控诉的结文甲和旁证材料的结文乙三部分构成。调查材料记录了敌人罪行发生的时间、地点、罪行人和所属部队官长姓名、职位及造成的损失和后果。调查人都是具有法院检察官、警察局长身份的人员。在每份结文之后并有调查人签名盖章。如此严密的法律程序，使得这些案例至今仍保持着完全的法律效力。此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引起轰动。美国、日本等国和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的大学和史学部门纷纷购买，首开北京史料书籍出口的先河。（1995年11月2日《北京日报》7版，《用历史档案对日本侵华罪行再揭露》）
在“七七事变”70周年之际，市档案馆公布一批新发现的档案史料，揭开了一宗掩盖了70年的日寇罪行，当年北平卫生局局长被日寇残酷杀害的过程也随之公之于众。
“就是这张1946年的‘敌人罪行调查表’揭露了日寇罪行。”市档案馆有关负责人介绍，这张调查表清晰地记录了1937年“七七事变”后，为掩护在卢沟桥战斗中负伤未能及时转移的八百余名官兵，时任北平市卫生局局长的谢振平被日寇逮捕并惨遭杀害的史实。（2007年6月27日《北京日报》8版，《“七七事变”最新档案史料揭秘》）
2007年6月27日，《北京日报》8版
“卢沟桥，卢沟桥！男儿坟墓在此桥，国家存亡在此桥……”一首至今不知创作者的《卢沟桥歌》，曾在1937年北平的大街小巷流传。2007年，捐献回忆录的当年守桥老兵马步先在市档案馆展厅里听到铿锵有力的《卢沟桥歌》，激动万分：“这首歌里有我们29军的誓言，我们宣誓与卢沟桥共存亡！”
“再放一遍吧。”“有歌词吗？”展厅里不断有观众要求播放《卢沟桥歌》。档案馆一位工作人员说：“这首歌引起了人们的共鸣，让大家感受到‘美好的背后是无数革命先烈的牺牲’。”（2007年7月4日《北京日报》8版，《市档案馆公布七七事变档案》）
市档案馆还利用档案编写了很多揭露日本侵华罪行的文章，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抗日战争纪念馆中也有不少市档案馆提供的档案资料。通过记录和呈现原生态的历史，档案的价值得到了充分体现。
“跨界”服务民生更贴心
截至2008年，包括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城市建设档案馆和18个区县级档案馆在内的20家国家档案馆，共有445万卷件纸质档案、52万张照片和底图档案、9000份音像档案。（2008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105件珍品档案首次“开封”》）与愈加丰富的档案资料相匹配的，是档案馆不断提升的公共服务能力。
2009年，本市首届“档案馆日”活动启动，市民走进档案馆参观档案库房、了解各类档案服务，并好奇地观摩如何进行破损档案修裱。 方非摄
为了让市民了解与工作、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档案，认识档案的使用和保存价值，熟悉查阅、利用档案的方法，北京在2009年举办了首届“档案馆日”活动。最热闹的是市档案馆，一下子就接待了千余名市民参观。市民们亲身体验了各类档案公共服务项目：参观档案查阅利用大厅、政府信息公开查阅大厅和档案库房，观摩如何进行破损档案的修裱；按个人需求咨询和现场体验户籍、婚姻、学籍等民生档案如何查阅利用；还了解了怎么向档案馆捐赠档案。（2009年10月15日《北京日报》5版，《到档案馆来，送你开启历史的钥匙》）通过每年举办“档案馆日”活动，越来越多的市民实现了与档案的“零距离接触”，学会了查阅、利用民生档案来维护切身利益，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2009年10月15日，《北京日报》5版
2010年，档案服务再向前一步，东城区档案局开始入户帮居民建“家庭档案”。在档案局韩萌和同事们的帮助下，第一位建档者许玲不断收获感动与惊喜，还把父辈收藏的一篇旧报道《吉翔勇保飞机壮烈牺牲》当宝“晒”网。没想到此举帮助烈士之子在60多年后找到了父亲。老人激动地称许玲“解我一世之忧”。吉廷俭1946年与父亲失联，一直以为父亲是国民党老兵，在战争中去世。通过许玲的线索，2011年清明节前，吉廷俭带着儿女来到牡丹江市南山烈士陵园，找到了父亲烈士吉翔之墓，了却心愿。（2012年7月19日《北京日报》7版，《“家档”帮烈士后人找到父亲》）
2019年，位于朝阳区的北京市档案馆新馆正式启用，首个常设展《档案见证北京》同时拉开帷幕，吸引众多市民前往。安旭东摄
2019年，位于朝阳区的市档案馆新馆揭牌。新馆地上10层、地下2层，集收集保管、查阅利用、展览陈列、史料研究、服务公众等诸多功能于一身。首次设立的常设展《档案见证北京》同时开幕，以北京历史文化、城市发展、生态环境建设和民生大观为主线，向观众讲述百年北京故事，让“看热闹”和“看门道”的参观者都收获颇丰。（2019年6月6日《北京日报》6版，《市档案馆新馆周日启用》）
2019年6月6日，《北京日报》6版
近年来，围绕服务社会、服务民生，北京进一步提高档案公共服务能力。2023年，北京市档案移动服务平台开通运行，17家综合档案馆民生类及部分开放档案实现“掌上查”。同时，在已有婚姻登记、知青上山下乡、知青返城、知青子女入户、招工、调动等门类基础上，新增复转军人、独生子女两类民生档案，可实现跨馆查阅、异地出证。2024年，17家档案馆再新增学籍、再生育子女审批两类，民生档案跨馆利用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
眼下，京津冀档案共享利用服务平台已上线试运行，京津冀三地重要民生档案数据可跨省就近查阅、一窗办理。各种巧心思的“跨界”民生档案服务，将让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方便、贴心的档案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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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黄玉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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